德性与学术,是个老问题,也是个新话题;是一个普遍的问题,也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题。立言先立德,德文并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国学的优良传统。
德性的内涵是品德、人格的修养,其最高境界是“至善”;学术的内涵是研究发现事物的本质与规律,其最高追求是至真。理论上二者有区别,现实中道德与学问也常常是不平衡的。司马光曾说:“德才兼备为圣人,无才无德为愚人,德行胜过才能为君子,才能胜过德行为小人”。这种对“圣人”、“愚人”、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的界定,或许还可进一步讨论,但司马光所谈的德与才、道德与学问结合的四种不同类型,大概是古今类似而普遍存在的。从价值与意义上说,“德才兼备”和“德性胜过才能”的人对社会是有益的,而“无德无才”特别是“才能胜过德行”的人对社会总是有害的,而且才能越大,学问愈高而德行愈坏者,对社会之危害则愈大。尤其在权力膨胀,物欲横流,金钱至上,道德沦丧的情况下,强调以德为先,德才兼备,道德与学问统一,具有更重要的直接的现实意义。
我们所以倡导“德才兼备”、德性与学问结合,还因为二者有本质的内在联系。道德与学术,特别是德性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内通性。人文社会科学一方面是人类社会本质与规律的概括,同时又是人生经验、道德涵养、人格精神的结晶。二者相互依存,没有德性,没有与人民和历史的内在联系,就难于有规律的发现,就难于有科学的论著。所以,立言先立德,治学先做人,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和我国治学的优良传统,也是一条普遍的法则。
从更深层的意蕴看,真、善、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。特别在人文领域,没有善就难于掌握真,没有大善,没有大德性,就难于创造大智慧,难于产生大思想,难于作出大学问。《老子》创造了一种大智慧,大思想,大学问,但《老子》又称《道德经》,在这里,“德”与“道”是内在关联的。《论语》是儒家的元典,“仁”是孔子的根本思想。“仁”是儒家的大善、大德性,同时也是儒家的大思想、大学问。由善及真,真善统一;由人道推及天道,天人合一是儒家文化的特色之一。
德有大德,有小德。佛教有小乘,大乘,小乘佛教,解脱自身;大乘佛教,普渡众生。孟子讲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”,“独善其身”是小德,“兼善天下”为大德。大德者包孕宇宙,胸怀天下,以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彻底解放为最高理想。
学有大学问与小学问。“学术”这一概念中就包含着“学”与“术”。“术”者知识,技能也,谓之小学问;“学”者,大理、大道、大本也,能发现创造大理,大道、大本者,谓之大智慧、大思想、大学问。
大德性是一种大境界,大学问也是一种大境界。在小德性、小学问中二者可能不协调,甚至是相悖的,但在大德性、大学问这种大境界中,二者却必然是和谐的、一致的。德性制约着学问,没有大德性难于作出大学问;学问也升华着德性,没有大学问也难于达到大德性。要想作出大学问,必须立大德性。站在泰山之巅可以“一览众山小”;有大德性,大境界,才能有大胸怀,才能有无私的大爱,才能纳百川而汇大海,才能聚群峰而成高山;才能如张载所说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;才能如司马迁所说“究无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;才能独创出新思想、新体系、新学问、新智慧,才能成为大师,走向新的人文之巅。心胸狭窄,小肚鸡肠,不能纳二川,不能聚两峰,何以汇大海,又何以成峰巅!眼光不足二尺之远,声闻不出户里之宽,何以言天地之大,何以知洪荒之远,何以能志存高远!完善小我,是人人所必需的;但超越小我,融入大我,与天地合一,与万物为伍,与众生同心,以事业为命,才能得大自由,获大解放,开大境界。现代科学之父,相对论的创造者爱因斯坦曾说“科学取决于品格”,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,大概也是一种规律。古老的中华文化,历来讲“道德文章”,没有大德性,哪有大文章!
大德性不是突然降临的,是积小德而不断升华的;至善也不是一日达到的,而是积小善而自然化成的。在当今社会里,遵纪守法,品德端正,不损人利己,是做人的起码准则,但小德不与大德相结合,就可能变得太现实、太功利,难于有大抱负,难于有大眼界,难于有大梦想,也不会有冲天的大飞翔。
创大智慧,做大学问,还需要有大雄心,大意志,大毅力。需要孜孜不倦,埋头苦干。需要不管风霜雨雪,酷暑严寒;不管逆顺毁赞,风狂浪险,仍潜心研究。需要坚忍不拔,百折不挠,愈挫愈奋,愈战愈坚,不达目的,决不罢休的精神。而大决心,大毅力,也源于大目标,大理想,大德性。为了普救众生,才有了达摩的十年面壁,才有了神光的断臂求道;为了为万世开太平,才有了杨时的“程门立雪”,曾子的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。我们更应弘扬古人的精神,下大决心,立大德性,做大学问,以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。